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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后審批時代” 政府監管要有“互聯網思維”

          
    

      本月起,中國(上海)自由貿易試驗區試行的注冊資本認繳登記制、企業年報公示制等改革經驗開始在全國推廣。伴隨自貿區經驗向外輻射的,還有政府加速簡政放權的信號。

     政府放權從來不是個輕松的過程,權力和利益構筑的路障難以跨越,而路障背后往往還有一片真空地帶:放權之后,怎么管理?說起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轉型,全國人大代表、上海市經信委副主任邵志清引用了在管理領域的當季熱詞:互聯網思維。

政府不能做“運動員”了

     根據上海市工商局的數據,從去年9月底掛牌到今年2月28日,自貿區內新設企業6610戶,其中內資企業6100戶,外商投資企業510戶。包括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在內的眾多制度創新,成為6000多戶企業快速入駐的保障。

  “自貿區要通過制度創新激發經濟活力、創造制度紅利,自貿區里的工商登記制度降低了注冊門檻,僅用5個月時間就完成那么多企業的登記,這樣的效率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。”邵志清在政府任職,從這一職業視野望去,自貿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之所以“彈眼落睛”,最大的原因在于對傳統的政府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戰。

    自貿區推出的國內首份“負面清單”,可謂對傳統思維的最大逆轉。邵志清說:“負面清單是投資領域的‘黑名單’,列明了企業不能投資的領域和產業,在這個名單之外,‘法無禁止即可為’——跟以前凡事都要政府審批點頭的局面完全不同。這意味著政府要限制自己的權力,把更多的空間讓渡給市場和企業。”

  “以前政府既是‘運動員’又是‘裁判員’,現在政府不能做‘運動員’了,要做‘裁判員’、‘服務員’,就要學會找準位置,在市場和社會需要的時候,往前一步;不被需要的時候,退后一步。”邵志清說,隨著自貿區經驗在全市的推廣,各級政府都需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。

大數據為事中事后監管提供手段

     2013年全國“兩會”期間,記者曾就政府職能轉變問題采訪邵志清。他坦言,“放權”之于政府,是個非常微妙的過程,首先需要克服“對權力的欲望和沖動”。

如今,簡政放權的自貿區試驗田提醒政府思考的問題是:放權之后,如何監管?不止一位關注自貿區建設的上海團代表提出,工商注冊登記制度改革后,監管制度的創設需要高度關注——在“審批制時代”,政府的“審批后管理”就一直處于缺位狀態。

  “事前審批變成了事中事后監管,但我們的事中事后監管制度比較薄弱,如果不加緊建設,可能影響前面的改革。”邵志清說,自貿區正在探索的協同和聯合監管制度、綜合執法制度、多方監管制度等,正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。

  “大數據時代的到來,為政府的事中事后監管提供了絕好手段。如果說事前審批是對所有對象的‘有罪推定’,事中事后監管就是‘無罪推定’。前一種情況中,企業事前報送的各種材料是其合法經營的擔保,‘無罪推定’之后,可以用作擔保的唯有企業信用,企業信用來自其公示的年報,也來自歷史數據。”基于此,邵志清建議政府加快建設綜合信息平臺,并推動完善社會信用制度。

上海經信委已經有意識地運用信用數據來進行管理,“比如發放政府扶持資金,以前的辦法就是發布申請指南,組織專家評審,最后企業答辯。但這套程序無法完全排除不誠信企業,因為政府不掌握它們的虛假信息。現在,經信委可以通過綜合信息平臺查詢企業有無偷稅漏稅,有無違法亂紀。”

政府要善用互聯網

  “過去,政府的工作偏重于經濟建設,對社會管理的關注度不高。十八大明確提出經濟建設、政治建設、文化建設、社會建設、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,中央要求各級政府將工作重心下移。工作范圍和重心的調整,可以看做政府角色的第一重轉變。”邵志清認為,政府還應該有第二重角色轉變,那更多地表現在技術層面上。

     近期,市場上接連出現熱門的移動互聯網應用,如打車軟件、余額寶,它們用始料未及的方式改變了人們的生活,也挑戰了政府治理和規范市場的能力。熟悉互聯網“脾性”的邵志清說:“互聯網帶來的挑戰,要用互聯網技術來應對。政府要用互聯網時代的服務精神去挖掘社會需求,也要用互聯網時代的技術手段去治理國家。”(文匯報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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